文 陈振娇 

2015年5月27日

2015年5月25日，永生难忘的痛苦，我的博士生导师梁觉教授在香港Prince of Wales医院与世长辞。接到消息时，我正在办公室，慌乱失措，非常悲恸；今晨，看到IACCP发布恩师离世的讣告，音容笑貌，宛若眼前，情绪无法自制，泪如泉涌。

最后的两次见面是2014年的下半年，一次在北京，后海吃饭散步，他多谈的是和儿女坐火车旅游的趣事，精神奕奕；不久在香港见面，整理出很多书籍，说我来的正是时候，送我若干，如获至宝，打包带回北京……几乎认为他永远屹立不倒，从未想过会突然离去，所以，呆呆的打开未修改完的论文手稿，看着扉页上老师的署名，无尽的遗憾，几个月不见，一切都来不及了……

只言片语，哀思不尽，只能借此空间表达对老师的感恩……

10年前，我对学术毫无概念，写第一篇“离经叛道”的proposal，焦虑不已，老师是心理学家，温和安慰说“this idea has A potential”，这种皮革马利翁效应让有学术畏难情绪的我充满斗志地开启了学术征途。第一次论文被拒，在宿舍大哭，老师大笑，请系里的助理教授Jane Yang给我做心理疏导，修改后再投被录用。在Malysia Sahah暑期学校，没有信心公开用英文做第一个presentation，紧张的彻夜未眠，老师鼓励我突破心理障碍，自那以后，无论何地何时，再也没有公开演讲的恐惧。第一次和老师合作写AAOM的会议论文，投稿前，他拿出对待A journal的态度逐字校对两遍，自那以后，我没有勇气不严谨治学。初到北京工作，正在和老师做APJM 3rd round修改，教学太多，在电话抱怨，无法multi-task，老师给我写email“Sharon，Yes, life can be very busy. I suggest you start slowly……”耐心指导时间管理，连拖带拽，终于顺利度过工作适应期。后来一起修改博士论文，投稿后，每次comments比论文还长，几乎没信心，多次频繁修改，结果老师总要加一句“we are almost there，we can do it!”，如雨后彩虹，让人温暖不已。

Yumi说：“Kwok regarded students as second daughters.” 除了父母，老师对我性格塑造帮助最大，教会我专注，自控，分化情绪，meta-learning……精心细致，记得读书时，每年还自费带我去Jocky club的party，教我练习社交技巧；写到这里又泪眼阑珊，太多回忆，无法点滴记录……. 有不尽的遗憾是在他生命最后时间里，没能去香港见最后一面。

更愿意相信老师不受生死轮回的牵绊，只是离开病痛折磨，去温暖宁静的地方过平和幸福的生活，友人无数，畅谈学术；只是不能再和我们语言交谈、开会、吃饭、skype，但是也许在天国关注我们，在我们苦思冥想不得其解的时候，微笑的传递学术灵感。